第585章新帝國（1）

　　龍紀四年九月，唐都長安。

　　劉鼎等人很快來到了大明宮。

　　李傑的确死了。

　　服毒自殺。

　　随後，李思妍也從洛陽趕到了大明宮。

　　對于李傑的死，李思妍的确有些想不通。

　　李思妍曾經明确的告訴過李傑，劉鼎是不會殺他的，他在禅讓以後，就會變成普通人，然後被送到勃泥國去。
盡管勃泥國遠離中原，那裡的地方民俗也有些落後，可是，在那裡，李傑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然而，李傑依然還是自殺了。

　　他不應該生在帝王家。

　　李傑的舊思想實在是太嚴重了，他熟悉曆史，熟悉任何一個末代皇帝的命運，所以根本不會相信劉鼎的善意。
與其被動的等死，他還不如主動的解脫。
當然，也有可能是不願意離開中原，前往勃泥國。
畢竟，作為大唐帝國的末代皇帝，李傑覺得自己對不起祖先，隻有自殺謝罪。

　　有關他的後事處理，自然有朱有淚負責，劉鼎完全不需要操心。

　　替代李傑出席一些活動的人物，朱有淚也已經提前選好，隻要不是湊近了看，外人是看不出來的。

　　當然，誰都知道，這件事不能隐瞞太久。

　　因此，新帝國的建立，已經是迫在眉睫。

　　幸好，艾飛雨之前已經一直在構思相關的事項，現在提出來，隻要劉鼎拍闆即可。

　　劉鼎現在必須确定幾項事宜：

　　新帝國的政治架構；

　　新帝國的行政規劃；

　　新帝國的地方統治體系；

　　新帝國的俸祿體系；

　　新帝國的武裝力量體系。

　　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襲隋制。

　　典籍記載：“唐之官制，其名号祿秩雖因時增損，而大抵皆沿隋故。
”

　　現在新帝國即将建立，自然要參照唐朝的官制。

　　本來，新帝國就是大唐帝國的延續。

　　唐代沿襲隋制，把官員分為九品，每品内又分為正、從，共為十八個等級。
文官自正四品以下，武官自正三品以下，還分為上下階，因此，唐代文官的散官實際上有三十個等級，武官散官等級是三十二等。
這些等級總稱為流内官，為正式文武官員。
此外還有流外九品，實際上已屬于吏員，不屬于正式官員的範圍。
官員的散官稱号與品級大緻對應，表示官員地位與資曆高低，作為升遷的序列。

　　新帝國依然采用類似的方式，但是在正式官員的範圍之外，設立了“公務員”的概念。
主要是由于唐朝的官員很少很少，一個縣甚至可能既有三四個人是正式官員。
顯然，這樣是無法運作。
因此，各個縣又有自己的“吏”，“吏”的數量是沒有定死的，有的縣多，有的縣很少。

　　劉鼎建議，将所謂的“吏”，都改成公務員，同時制定相應的人員編制，免得有些縣的“吏”多達數十人甚至是上百人，而有的縣，“吏”的數量，隻有寥寥數人。
公務員同樣是吃皇糧的。
他們盡管沒有品級，但是享受的待遇，和正式的官員，并沒有根本上的區别。

　　唐代的品級與散官還與官員服飾等級制度相聯系。
唐代規定，三品以上官服紫，四品、五品服绯（朱紅），六品、七品服綠，八品、九品服青。
同時，唐代高級官員都有一個表示其身份的魚符，以袋盛之，稱為“魚袋”。
三品以上官的魚袋以金飾之，稱為金魚袋。
五品以上官的魚袋以銀飾之，稱為銀魚袋。

　　新帝國采用同樣的方式。

　　唐承隋制，文武官員均可授勳官，共有十二級。
按照規定，勳官可以與相應品級的公卿大臣處于同等班位。
但實際上由于授勳過多，動以萬計，因此無職事的勳官實際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，僅僅成為一種授予的官員榮譽稱号。
事實上，這項制度并沒有任何的激勵作用。

　　新帝國決定取消所謂的勳。

　　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國家體制，皇帝掌握着國家的最高權力，操有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的大權。
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義頒布，皇帝有權修改法律和法令，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約束。
在皇帝之下，有三省、六部、九寺、五監等職官體系。

　　在中樞機構中，制令機關、封駁審議機關與行政事務機關是分工而又合作的。
政務機關和事務機關的職責是很分明的，監察機構也很完備。
此外，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品階勳爵制度。
相關典籍記載：其辯貴賤，叙勞能，則有品、有爵、有勳、有階，以時考覈而升降之，所以任群材、治百事……方唐之盛時，其制如此。

　　這套制度在當時來說，還是比較先進的，新帝國決定繼續采用。

　　随着社會矛盾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，唐代的職官制度也發生了變化。
“使職差遣”逐漸侵奪了原來職官的權力，新出現的一些使職，使得原來的一套官僚體系發生了紊亂。
他們占據了中央與地方的大部分權力。
當時的局面，正如李肇《唐國史補》所說的“為使則重，為官則輕”。

　　這個不規範的制度，給帝國的行政機構運轉，帶來了很大的弊端，有些地方的行政體系因此癱瘓。
比如說，你是某縣的縣長，本來權力應該是你行使的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另外一個人來了，拿着上級領導的旨意，說是要代替你行使權力，但是，你的縣長職務，卻也沒有撤銷，你和他相互扯皮，這樣自然會出問題。

　　這還不是最緻命的，最緻命的是，有時候甚至來的不是一個人，而是數個甚至是十幾個。
例如有些比較富裕的縣，往往有多個權力相同的人。
比如說，省長派個人來，省委書記随後也派個人來，最後副書記什麼的也插上一腳，市委書記、市長什麼的，也派人來湊熱鬧，于是一個縣，往往有好幾個權力相當的人，大家互相鬥法，争權奪利。
神仙鬥法，小鬼遭殃，治内的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。

　　現代人覺得很荒唐，但是在唐末，卻非常普遍，結果導緻原來的縣長，根本無法行使權利。
這種制度，給了高官收了賄賂的最好途徑。
隻要有錢，随手給你一張紙條，你就是一個縣的高官了。
至于這個縣有多少高官，那就難說了。
窮的縣，可能隻有幾個，富的縣，可能有幾十個。

　　在宦官當道的時期，宦官最喜歡做的事情，就是繞過正常的行政體系，給地方安插多餘的官員。
因為他們的行為，往往會受到正直文官的制止，他們想要通過正常的途徑安插官員，是非常困難的，于是，“使職差遣”就成了最好的借口，尤其是涉及到有油水的地方，更是泛濫成災。

　　這些官員不學無術，YY好色，隻知道拼命的為宦官搜刮錢财，魚肉百姓，真的是一點正經事都不做。
偉人曾經說，人做一件好事不難，難的是一輩子都做好事。
這句話在唐末要倒過來說：“做一件壞事不難，難的是一輩子都做壞事。
”但是，不少的冗餘官員，的的确确就是一輩子都做壞事的，所以黃巢起義才會入井噴一般，席卷全國。

　　因此，新帝國首先要規定的，就是嚴禁這種現象的發生。

　　凡是沒有列入正規編制的官員，一律清退，絕不留情。

　　事實上，在鷹揚軍的轄區内，這種現象已經沒有。

　　那些隻知道搜刮錢财的官員，在鷹揚軍到來的時候，早就被憤怒的群衆活生生的拉出來打死了。

　　唐代的中央官制大緻有幾個系統，核心是三省六部。

　　唐沿隋制，中書省、門下省、尚書省同樣是國家最高的政務機構，分别負責決策、審議和執行國家的政務，同時把原尚書省諸曹正式确定為吏部、戶部、禮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六部。
六部下有司，部的首長稱尚書，副首長稱侍郎，各司正、副負責人稱郎中、員外郎。

　　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，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中央官制不斷變化的結果。
其組織較完備，分工較明确，是封建社會發展至成熟階段的一個标志。
這些一直沿續到清代，基本上沒有改變。
但有一點與明清不同的，唐代的尚書省有一個總機構，名為“都省”，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、員外郎分管吏、戶、禮左三部，兵、刑、工右三部。
左右丞處于行政監督地位，而左右司則兼有總務管理的性質。

　　新帝國依然采用類似的設置，并沒有做太大的改變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套制度的運作方式，是成熟而有效的，是集中了中國人民幾千年智慧的結晶。

　　唐代中書省（隋因避諱作“内書省”）、門下省、尚書省中，關系最為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，它們合稱為兩省或北省（尚書省稱為南省），長官為中書令、侍中，開元時皆為正三品（代宗時升為正二品）。
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，中書省掌制令決策，門下省掌封駁審議，都是帝國最有權力的中央機構。

　　凡軍國要政，皆由中書省預先定策，并草為诏敕，交門下省審議複奏，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。
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拟的诏敕有異議，可以封還重拟。
凡中央各部、寺、監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，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，認可以後，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拟批答，門下省如認為批答不妥，也可駁回修改。

　　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、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，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為“機要之司”。
他于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：中書诏敕或有差失，則門下當然駁正。
人心所見，至有不同，苟論難往來，務求至當，舍己從人，亦複何傷！
比來或護己之短，遂成怨隙，或苟避私怨，知非不正，順一人之顔情，為兆民之深患，此乃亡國之政也。
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，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“兆民之深患”。
中書、門下協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，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。

　　中書省，置中書令二人，正二品（代宗以前正三品），高宗龍朔元年（公元661年）改中書省為西台，中書令稱右相。
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改中書省為鳳閣，中書令稱内史。
開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又改中書省為紫微省，中書令稱紫微令。
後複舊稱。
中書令為一省之首官，權力非常大，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相關典籍記載：“中書令……掌佐天子執大政，而總判省事”。

　　新帝國恢複舊稱，稱中書令。

　　毫無疑問，艾飛雨被中書令的最熱門人選。

　　隻是他本人因為身體上的原因，準備功成身退，帶着蕭緻婉去過安靜的兩人世界。

　　劉鼎暫時還沒有考慮好備用人選。

　　若是艾飛雨真的不能議政，這個職位極有可能懸空，又或者是艾飛雨遙領，實際工作交給朱有淚和李怡禾兩人負責。